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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锻炼锻炼”》(1 / 1)

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赵树理

发表者:《火花》

发表时间:1958年8月号

1959年前,赵树理前进乏力,只是受到一些非议。到了1959年,非议就变成了正式批判。是年,他同时受到两次批判。一由小说《“锻炼锻炼”》而起,一因他给陈伯达写信反映“大跃进”中故乡农村实际情况。

《“锻炼锻炼”》最初发表在《火花》1958年8月号,次又见于《人民文学》同年9月号。顺便指出,小说标题的“锻炼锻炼”,原本是带着引号的,不知为何后来常被人所忽略,就连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的《赵树理文集》,目录上亦不见(好在正文尚保存了)。这引号之不可省,在于“锻炼锻炼”是小说中和事佬社主任王聚海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常对有闯劲的青年干部念及。本身是句引语,引号自然非有不可。另外,也反映着人物性格,还隐含了作者对落后现象的批评之意,所以引号是不能忽略的。

故事由两个农村妇女引起,一个人称“小腿疼”,一个人称“吃不饱”。给人物起外号,是赵树理小说的一个特点——其实也是中国旧小说的一个特点,像《水浒》、《七侠五义》都如此,因为绰号有两个效果,一是可以简便地概括人物,二是生动活泼。赵树理志在写地道的中国小说,这个传统当然要加以继承。不过解放后屡屡有人对此提意见,后来赵树理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以上是题外话。话说“小腿疼”和“吃不饱”,乃是农业合作化现实所凸显出来的落后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她们对于集体生产偷懒耍滑,还总爱占集体的便宜。这就构成了与合作化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面前,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富于阅历的王聚海所采取的抹稀泥态度,一种是年轻社干部杨小四敢于斗争的态度。后者趁王聚海去乡里开会之机,巧妙利用摘棉花,使“小腿疼”和“吃不饱”的丑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并给予有力斗争,教育了其他社员,也证明了过去王聚海的种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甚至起到了纵容作用。

从今天角度看,《“锻炼锻炼”》的政治性相当强。第一,热烈歌颂了集体化;第二,揭露、批判了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第三,明确站在杨小四这种有朝气、斗争性强、处事果决的新生力量一边,对处事温和的农村老干部则给予批评甚至嘲讽。

杨小四显然是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出现的。这个方面,解放以来一直有议论,认为是赵树理创作的薄弱处。杨小四给人一种感觉,作家热切希望改善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杨小四和王聚海在小说中是有对比关系的,“新”、“旧”分明。这种企图,提示赵树理的乡村叙事处在两难之中。他的优秀,原本在于比较贴近农民生活情状,比较不概念化,而现在他却说服自己去接受一些概念的指挥,给人物贴标签。这是因为,出于政治觉悟,他真心想使自己与时事政策的关系更近一些,真心希望自己的创作不停留在“生活化”层次,也能够闪现“理想化”的光辉。

尽管如此,仍然遭到批判。1959年第7期《文艺报》,发表武养文章《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关于赵树理怎样“歪曲现实”,该文指出了两个方面。第一,像“小腿疼”、“吃不饱”那种“落后的、自私而又懒惰的农村妇女”,虽然会有,“但不是占农村的大多数,而是极其个别的”。可“在作者笔下,除了高秀兰这个理想的进步妇女外,读者看不到农村贫农和下中农阶层的劳动妇女形象,所看到的只是一大群不分阶层的、落后的、自私到干小偷的懒婆娘”。第二,农村基层干部“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应该是党的化身”,然而小说中,“他们却成了作风恶劣的蛮汉,至少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坏干部”——武养此处主要是指杨小四形象的塑造,他认为,“那个做群众尾巴的‘八面圆’主任”(指王聚海)写得很成功,对他的批判也让人“很感痛快”,但是关于杨小四,他认为完全是败笔,“与其说作者在歌颂这种类型的社干部,倒不如说是对整个社干部的歪曲和诬蔑”。

分别来看一看这两点批判是怎么做出的。

在第一个方面,批判者承认“小腿疼”、“吃不饱”那种农民,现实中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占不占“主流”。根据当时的文学理论,创作不能够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应该写主流,不写支流,更不应该写末流;如果非要写支流、末流,也应该在明确让读者看见主流的前提下来写。这有时候会从算术的角度来加以理论,比如,作家写到十个人物,其中,主流的占了几个,支流、末流的占了几个,如果清点下来后者人数居然比前者多,就表明作者对生活的看法是非主流的。武养的“歪曲现实说”流露了这种意思。虽然在《“锻炼锻炼”》里,“小腿疼”、“吃不饱”在农业社成员中明显比较孤立,大多数农民并不采取她们的姿态;但是,武养的账却有另外一种算法,他是从“农村妇女”范围来算的,结果发现小说中写到和出现的“农村妇女形象”中,“小腿疼”、“吃不饱”有人数的优势。他就此认为小说对现实做出了“歪曲”的反映。

而在第二个方面,武养之不满杨小四,认为这个形象给党在农村基层干部抹黑,其实有点道理。从情节本身来看,武养认为杨小四处理“小腿疼”、“吃不饱”问题的方式,是霸道的“威胁性方法”,是“捉弄、恐吓、强迫命令”群众,未尝不可。不过,我们前面讲过,杨小四形象是作为一团和气的王聚海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意在肯定敢于斗争、大刀阔斧、雷厉果决。从政策和抽象伦理角度说,杨小四做法和公开的原则之间有距离;但在客观现实上,杨小四与“小腿疼”、“吃不饱”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官民关系,前者对后者有管束、领导、统制和压服的权力,王聚海的“错误”不正在于他作为社主任对这层权力关系体现不够、表现软弱吗?所以尽管你可以从政策和抽象伦理角度说杨小四作为党在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不够“亲切”,可是,跟坏人坏事、落后现象坚决做斗争并战而胜之,又确实是党要求他们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小说中对此写得很清楚:王聚海虽然很有“亲和力”,却让与集体化道路离心离德的人和事得不到制止;于是才有杨小四反其道行之,并且取得显著效果。这里面,实际上存在一个作家解决不了的问题,亦即:党的基层干部一方面应该在革命伦理上是完善、极具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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