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诗歌
作者：穆旦
原发刊物：《诗刊》
发表时间：1957年第5期
当代读者或许知晓，普希金的大部分诗作和拜伦巨著《唐璜》的中译者的名字叫查良铮。他写诗用的笔名是穆旦。
穆旦的第一本诗集是《探险队》（1945）。其实他何止“探险”，且曾历险。那是1942年，作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助教的穆旦，自愿加入中国远征军，担任将军的翻译，出征抗日战场。时值缅甸撤退，他参加自杀性的殿后战，只身误入“胡康河谷”纵深400里的“野人山”，经历了豪雨、死寂、蚂蟥、蚊蚋以及八天之久的断粮，幸有孙立人部来到这死亡之谷方得救援。穆旦从战友们的视线里失踪五个月后，奇迹般地出现在印度加尔各答，和在那里担任中国驻印军训练中心翻译、西南联大校友、诗人杜运燮劫后重逢。过了几年，他又自费赴美留学。
英国诗人拜伦在《但丁的预言》一诗中，借但丁之口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像我这一类的人总是命中注定／要在生活里受尽煎熬，备尝艰辛，／心儿将被磨碎，斗争和挣扎无止无尽，／直到了此残生，死去时孤苦伶仃。”这些诗句，简直就是穆旦坎坷人生的写照。
1953年春天，穆旦放弃了台湾和印度德里大学任教的聘请，抱着对刚刚独立的新中国的热烈希望而毅然回国，此时，他也许已经选择了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
一方面，在他1950年初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学位时，就有意识地选修了俄国文学课程，并在俄文学习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语言天赋。在他学习俄文的背后，已经隐含了他对政治文化的选择。另一方面，在做出回国决定的同时，他也正为事业做进一步的调整和准备，这可以从回国初他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新安排中反映出来。在巴金、萧珊夫妇为刚刚回国的穆旦举行的宴会上，他便说起自己翻译和介绍俄苏文学的计划。一开始所翻译的，就是代表了当时苏联文学主流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尽管文学理论并非穆旦的特长，但还是选择它作为翻译工作的开始，他在美国期间也为这部理论书做过许多翻译笔记。穆旦选择翻译《文学原理》的目的是想通过此书的翻译来调整自己，了解和熟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学习这一与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的话语方式。这也意味着：尽管穆旦对自己所面临的全新的文化环境有所预料、有所准备，并且愿意调整自己，以贡献作为一个诗人知识分子的才华。但他的这一转变，与他原有的艺术经验和兴趣有着明显的距离，而弥补理智与情感、已有的个人经验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缝隙，也许并不如他预料的容易。这两股力量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穆旦的后半生。
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的穆旦，是在焦虑、紧张而又充满热情的复杂情绪中进行着思想的转换与蜕变。这种转换和蜕变是复杂的、痛苦的，甚至是长期的。正如朱自清在1948年就有的那种忧虑：“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知道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来。”然而，建国后的政治形势却不允许知识分子们“慢慢来”，而是要求他们疾风暴雨式的改造思想。
穆旦归国后的几年中，心境、遭遇有着很大的变化。1954年底，穆旦因“历史问题”被列为“肃反对象”。这给满腔热情的诗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刺激，一下子变得“少言寡语……几乎把每个晚上和节假日都用于翻译工作，从没有晚上两点以前睡觉。”（周与良《怀念良铮》，《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这种近乎残酷的工作方式，显然包含了穆旦借拼命的翻译工作来排遣苦闷的意思。据穆旦夫人回忆说，他在这段时间“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几乎停止”。的确是“几乎”，然而并没有完全停止。因为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创作才是他内心世界最好的表达方式。
1957年初，文坛有了一些宽松的文化环境，一些刊物也主动向穆旦约稿。他重新拿起笔，把自己改造的体验，写成了《葬歌》一诗，发表在《诗刊》1957年第5期上。
《葬歌》是穆旦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内心分裂、矛盾、疑惑和反思的典型诗例。一方面，面对新时代的巨大社会变迁，诗人在理智上意识到并且努力想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多少人在天安门写下誓语，／我在那儿也举起手来：／洪水淹没了孤寂的岛屿”，所以“我”决计埋葬旧我，“让我以眼泪洗身，／先感到忏悔的喜欢”；而另一方面，诗人又对这种“自我”的不断丧失，提出了尖锐地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