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话剧
作者：杨履方
首演时间：1956年6月
导演：漠雁
演出单位：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
原发刊物：《剧本》
发表时间：1957年第1期
1956年夏到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中国当代话剧史上曾出现过一个虽如昙花一现、却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这就是“第四种剧本”时期。
1956年，整个国内形势从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转到了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上来，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但是，当时党和政府部门有些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严重地妨碍了事业的发展。在文艺界，建国以后越来越“左”的批判运动，形成了“舆论一律”的局面。这种“舆论一律”在政治上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创作上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泛滥。
1956年，在国际上也是风云变幻的一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出现了一股反“斯大林主义”的潮流，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国际国内的形势提出了在我国发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必要性。当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一次明确提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学术界的自由争论去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毛泽东“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学术界首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和解放。许多在历次文艺运动中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探讨和争论。如工农兵方向问题，政治倾向和艺术真实性的关系问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干预生活，歌颂与暴露，体裁、题材和风格多样化的问题，以及文艺批评的简单化、庸俗化，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为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打开了一座希望的大门。于是，一批突破禁区，大胆干预生活，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的作品便接连问世，从而开始了当代戏剧史上“第四种剧本”的创作时期。
“第四种剧本”的领头羊是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
杨履方，原名杨光化，1925年8月3日生于重庆市璧山县。学生时代就爱好戏剧，并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学生运动。1947年考进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编导研究班。1949年5月参军，入苏南军区文工团任编剧兼导演。1952年至1969年先后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解放军艺术剧院（即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前身）任编剧。1969年复员到安徽省马鞍山市话剧团任编剧，1978年调武汉军区胜利京剧团任创作员，后任文工团艺术研究室创作员。他的创作以戏剧为主，还有诗歌和散文。剧作有：独幕剧《抢购棺材》（1948）、《阴魂不散》（1948），多幕剧《海防万里》（与人合作，1955）、《布谷鸟又叫了》（1956）、《不夜乡》（独幕剧）、《我们的队伍向太阳》（1963）、《焦裕禄》（1965）和京剧《千秋节》（1979）等。
《布谷鸟又叫了》（以下称《布》剧）是杨履方的代表作，写于1956年，发表于《剧本》1957年第1期。剧情描写江南某村成立高级社后，激发起社员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大搞积肥运动，变冬闲为冬忙，连围着锅台转的妇女们也成了生产劳动的“半边天”。主人公童亚男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她与小伙子们又竞赛又对歌，人称“布谷鸟”。亚男的未婚夫王必好是团支委，但他思想狭隘、自私，向亚男提出了荒谬的五项条件，限制亚男唱歌，也不准她与青年申小甲来往。为阻止亚男与申小甲一起去学拖拉机，他无理撤下亚男的指标，并偷来申小甲的日记要挟亚男。亚男一怒之下与他决裂，同时也苏醒了对申小甲的爱情。王必好串通另一个团支委孔玉成，非法开除了亚男的团籍。“布谷鸟”哑然了。王必好和孔玉成以权谋私的行为引起社员们的不满，也引起了老党员郭家林的注意。支部书记方宝山只关心生产不关心社员生活，郭家林用激将法使他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偏颇。他们严厉批评、处分了王必好和孔玉成，支持童亚男去学拖拉机。亚男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也获得了与申小甲的爱情，“布谷鸟”的歌声又响起来了。该剧反映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现实，但全剧充满着农村的生活情趣和喜剧色彩，赞扬了青年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及对真正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尤其在对女主人公童亚男的刻画上，一扫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模式，把她活泼、热情、敢爱、敢恨的性格描写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深受观众喜爱。有人说《布》剧“是一部优美的、横溢着生活激情和劳动欢乐的抒情喜剧”，“是近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剧本中的好作品之一”。有人说，作者通过对“布谷鸟”和她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江南沃野在农村合作化以后欣欣向荣的生活图景”，“从她身上，我们看到摆脱了压迫和剥削的农村青年新型性格的光辉”。1957年6月6日，吴强在《文汇报》发表《看了〈布谷鸟又叫了〉》一文，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个作品：“这个戏不落陈套，就是说，我们的作家不是像许多作家说的那样，先在屋子里制定出一个四方端正的框子，然后把生活现象像搭积木一样，按规定的图式一块一块地装塞进去……（它）跟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是两种不同的面貌，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制作得再好，也不过是精心制作的人头木偶。”
这个戏的创作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生命力。谈到该剧的创作，作者说：“1955年到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期，我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到苏南、苏北的一些农村去体验生活，我不仅被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所深深感动，也看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阻力和干扰。我想，从与阶级敌人破坏合作化运动作斗争的角度，来歌颂合作化道路的作品已经不少了，而从与人民内部的旧思想、旧作风作斗争的角度，来歌颂走合作化道路的作品还不多，于是，我就试图通过青年男女的生活、爱情、劳动与理想等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与斗争，用喜剧的形式，揭示‘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贝’、‘要关心人’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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