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严歌苓
原发刊物：中央日报（台湾）
发表时间：1992年4月3日至5日
内地首发：《台港文学选刊》
发表时间：1995年第9期
（李兆忠 撰）
《少女小渔》是严歌苓赴美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其中的同名代表作《少女小渔》在1992年4月3日至5日的《中央日报》（台湾）副刊发表，获“第三届中央日报文学奖”小说类第二名，后由作者改编为同名电影（张艾嘉导演，刘若英主演），上映后在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获“亚太地区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少女小渔》在严歌苓的创作生涯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问世，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作者新的艺术历程的开始。之后的十多年里，严歌苓以令人瞠目的艺术能量，推出了《人寰》、《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寄居者》等十多部长篇小说，还有许多中短篇小说，在国内文坛引起持续的反响。作家梁晓声认为：严歌苓的作品与轰动一时的“留学生文学”不同，写过那种“文学”的人发了迹就不会再写了，不可能去关注扶桑这样的人；严歌苓的语言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推许严歌苓是“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人”，认为她的作品技术含量高，“拥有一种很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评论家李敬泽称严歌苓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具职业精神的一个”，高产而且艺术水准稳定，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内在力量”。（《《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中国新闻2009年4月9日）雷达认为严歌苓的小说是“近年来最讲究艺术性的作品”，其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其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高度的敏感。（《天生的灵气 独特的景观》，《文学报》1997年12月25日）公平地说，当今海外华文写作者中，能与国内文坛顶尖级大家分庭抗礼的，严歌苓几乎是唯一的人物；严歌苓的存在，使海外华文写作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
《少女小渔》讲述一个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现代版“典妻”故事：22岁的中国大陆少女小渔，在男友江伟的授意安排下，与一个67岁的意大利裔糟老头子假结婚，为的是获得该国的永久居留权。此举深深地伤害了江伟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一系列变态暴虐的行为，转嫁到小渔头上，给她造成双重的伤害，然而她默默地忍受了。而在这个不名誉的“同居”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自暴自弃、邋遢无赖的意大利老头，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化下，逐渐恢复了人性的自尊与庄严，两人的情感得到沟通，相处趋于和谐，这一切又引出江伟的猜疑忌妒与背叛感情之举。在同居的契约即将期满之际，老头卖艺遭遇狂风大雨，跌倒中风，瘫痪在床，小渔不服从江伟的最后通牒，留下来继续照顾老头。老头孤独的灵魂在弥留之际得到了慰藉。
关于“绿卡”的故事，在当时的“留学生文学”写作中是一个烂熟的题目，然而像《少女小渔》那样，挖崛出如此丰富的人性内涵与文化内涵的，并且诉诸于出神入化的笔墨，凝结成玲珑剔透的艺术品的，却属凤毛麟角。陈思和认为：“这部作品笔墨集中地刻画出了中西文化撞击的特殊情景，它的故事紧紧围绕异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冲突尖锐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题，揭示出处于弱势文化地位上的海外华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及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张松健认为：小说的故事被置于不同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的语境中演绎出来，少女小渔遂成为“中国”的镜像，“性别”议题转化为“国族”的隐喻，自我/他者、女性/男性、中国/西方、弱势/强势、黄种人/白种人，这几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叠映在一起，使小说文本具有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在这种纵横交错的目光注视下，少女小渔的故事凸现传统中国符号、价值和信仰的巨大感召力量，谦卑隐忍的“地母”在异邦文化里焕发出“超凡的魅力”。（《世纪中国》 2004年4月号）《少女小渔》是严歌苓初到异国他乡，感受着“移根”的伤痛，体验着现代人的困境，尤其是中国海外华人的困境，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艺术晶体；小渔的形象，打着鲜明的严歌苓的烙印，如她自述的那样：我写《少女小渔》，并没有很理念很哲学地想表达什么，许多东西是情不自禁地留在小说中的，等写完了，才明白，自己内心揣着的，原来是这个。四年后，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问世，其实正是《少女小渔》的延伸和扩展，犹如树苗长成大树。小说叙述120年前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场神奇的跨国恋情，主人公是白人少年克里斯与中国妓女扶桑。据作者叙述，小说的原始素材来自浩如烟海的白人史学家编撰的唐人街史料，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此男童与名妓扶桑的情史是儿童嫖娼史的一个典型范例，此男童对那位中国名妓的兴趣大致等同古董商对于鼻烟壶，是西方初次对最边缘文明的探索。”《扶桑》彻底颠覆了这种古老的偏见，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对人性超凡的感悟，重新演绎了这场奇特的跨国恋情，创造一个“东方圣母”神话，在它的光照之下，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虚假，种族主义的偏狭，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的丑陋黑暗反人性，都暴露无遗。评论家雷达这样评论《扶桑》：“作者借一百年前的一个中国妓女，讴歌了未被文明污染的优美和超越善恶的无言，作品虽写花街勾栏却并无污秽笔墨，但作者又并非不知道人世的罪恶与丑陋，她要写最肮脏中的最美丽。作者给扶桑赋予以某种神性——来自大地母亲和女性本身的神性。于是，我们常会感到，可怜的倒不是失去人身自由的扶桑，而是那些貌似自由的作为肉欲动物的嫖客们，他们固可占有扶桑的躯壳，而灵性的扶桑却站在更高处，漠然地审视着他们。作者的审美理想是独立的，纯粹的，甚至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她要拨开历史的迷雾，种族差异的迷雾，人物身份的迷雾，提摄那隐藏最深又最不受外在文明支配的人性的高尚。”（《追寻藏在人性深处的爱》，《文学报》1999年3月11日）
《少女小渔》问世时，正是中国海外“留学
（本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