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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艳阳天》(1 / 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浩然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1964年9月(第一卷)、1966年3月(第二卷)、1966年5月(第三卷)

《艳阳天》是浩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有着特别紧凑的情节——超过百万字的宏伟篇幅,实际上写的仅仅是东山坞农业社十几天之内发生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57年夏天。麦收前后,东山坞农业社突起风波,一些社员提出要求土地分红。所谓土地分红,就是按社员入社的土地股数实行分配。这是初级农业社时期的办法,进入高级农业社以后,已经被取消。1957年的东山坞农业社,当然是高级农业社;此时主张土地分红,被目为“复辟倒退”,因为显而易见,用这种办法分配,“吃亏”的自然是“广大贫下中农”。矛盾由此而起。提出要求的主要是一些中农成分社员,而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对此持同情态度。正在这节骨眼儿上,党支书萧长春及时地从一个工地赶回东山坞,领导贫下中农群众展开了一场坚守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激烈斗争。他的斗争对象,包括马小辫那样的地富分子,包括弯弯绕、马大炮为代表的中农,包括“混进”农村干部队伍中的马之悦、马立本一类人,甚至还有被阶级敌人蒙蔽了的贫下中农马连福。在斗争中,萧长春沉着镇定、明察秋毫,识破敌人一个又一个圈套,粉碎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提前公布小麦预分方案,争取落后群众,整顿阶级队伍(撤掉马立本会计职务),瓦解敌人、各个击破,还顶住了来自上级(乡长李世丹)的压力。最后,“革命洪流锐不可当。牛鬼蛇神在真理面前,原形毕露,农业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三卷《内容说明》,作家出版社,1966)当然,萧长春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他的儿子小石头被马小辫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害死。不过,斗争风范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使他从别的方面得到补偿和奖赏——纯洁的团支书、高中毕业生焦淑红深深地崇拜和迷恋他。

浩然出身农民,只读过几年小学。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贫穷,不如说是他的家庭充满动荡。他的父亲性情躁动,不安于室,曾丢下妻儿独自在外飘游,后来终于为情敌所杀。浩然母亲不久也在他尚未成年时病故。浩然因此中断学业,与姐姐相依为命。

他开始做文学梦,是解放初听说赵树理名字的那一刻。他觉得,对于自己,这是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事实上,赵树理虽然出于乡村,却受过完整的教育。考察文学史的流变,不难断定,浩然的文学梦其实是被“工农兵创作”这一特定时代生成的文学现象点燃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学便把在工农兵群众中培养文学人才当做一个重要任务,这个方向完全继承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体制中,一直延续到“文革”并且也在那时达到最高潮。而浩然,可以说是30年中“工农兵创作”所发掘出来的最成功的范例。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从秉赋上说,浩然确属天资卓奇的文学人才。但是,在站稳脚跟之前,他仍然经历了很多挫折。1956年是关键的一年。是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就像薄薄的窗户纸被捅破,从此,他登上文坛,并且一路坦途。到1962年,浩然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余本,在出书极为不易的当时,可谓成就斐然。

此时浩然作品以语言清新、叙事流畅、人物鲜活、富于泥土味而为人称道。但是,很大的影响却谈不上。他早有写作长篇小说的打算,《艳阳天》乃至《金光大道》的素材,几年前都曾试写,但写不下去,半途而废。“一气写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来个短篇小说集”(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的情况下,无论从创作的格局,还是在文坛的影响来说,浩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所突破。对他来说,突破的难度,主要在于精神力不够。他的写作才华,出类拔萃,然而文学这一事物,比到最后,往往比的是精神力。而精神力的培养,离不开多读善思,其中多读又是基础,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多读未必善思,两脚书橱也有的是,但是肚内空空却能做到善思,倒真的是闻所未闻。浩然小时候受制于生活条件,读书不多;成年后为了早点在文坛出人头地,也是练习写作的时间多,潜心读书的时间少。这当然并不能怪他,像他这样的“工农兵作者”,成功路上实在充满艰辛。不过,当他意欲更上一层楼时,精神资源单薄的确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现实障碍。

那么,他是怎样找到突破口、完成了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创作的呢?

1974年12月9日,浩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剧学院编剧干部进修班座谈会”上做报告,题为《生活与创作》,其中一段讲到《艳阳天》的由来:

我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以前,写了将近一百个短篇,应当说是不少的。但是,可以说几乎全部作品都是写一般的新人新事的。从拿起笔来一直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这样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从主观上说,我要很好地配合党的政治运动,想使自己的笔能够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怎样服务,怎么能够更好地配合政治运动,或者说怎么样写好新人新事,我确实是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这条路子却越走越窄。为什么呢?生活不熟悉吗?自己认为还是比较熟悉的。过去长期地工作在基层,以后也没有间断跟生活的联系。主要问题是因为我没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生活、认识世界。所以尽管承认生活是源泉,却没有反映出生活中最本质和主流的东西。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自己才恍然大悟,开始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生活、认识世界,写了《艳阳天》。相对地讲,这部小说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质和主流的东西,使自己对生活的深入进了一步,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解放军文艺社《学习资料》,1972年第2期)

浩然这席话,与我们业已了解的他的实际相吻合,实事求是,发自肺腑,并非某种场合下的政治作秀。

浩然确实写了近百篇短篇而没有大的突破,确实有些原地踏步、自我重复,所谓“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这条路子却越走越窄”。连症结他也分析到了,并非对生活不熟悉,并非脱离农村实际,关键就是他有生活而缺思想——或者用我们刚才的表述,个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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