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茹志鹃
原发刊物：《延河》
发表时间：1958年第3期
1958年3月在《延河》杂志刊发之后，《百合花》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尤其是茅盾和侯金镜等批评权威的高度评价，不仅给这篇佳作带来极大的声誉，而且也使它避免了可能遭遇的严重误读和猛烈批判。茅盾以激赏的语气肯定了茹志鹃这篇小说“清新、俊逸”的风格以及细节描写的成熟技巧（《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侯金镜也准确地指出了它的整体特点：“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侯金镜文学评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对人物感情的客观描绘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两者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抒情调子。”（同前）
从文学谱系上看，茹志鹃的作品虽然大都是按照“苏联文学”的模式写出来的，但是，独树一帜的《百合花》却承接了另外一种文学传统，即《红楼梦》的传统。这其实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情。因为，《红楼梦》是茹志鹃读得最早最多，也是与她的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作品。《她从那条路上来》是茹志鹃篇幅最长的小说，也是一部自传色彩最浓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那个名叫也宝的小女孩“从刘先生那里借到了一部《红楼梦》，一有空就看得如醉如痴”（《她从那条路上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事实上，茹志鹃自己就是这样读《红楼梦》的。她说“像《红楼梦》我看过九遍，里边的诗词一类的东西都背过。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并不理解，但我喜欢，多读多背慢慢就理解了”（冬晓《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开卷》1979年第7期）。她写过一篇题为《紫阳山下读“红楼”》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红楼梦》对自己内心生活的巨大影响：“在那个时候，在紫阳山下，‘红楼’真像一股清泉，滋润过我，支持过我，使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鼓足了勇气。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对那种半饥半寒的生活，尚能留下一抹美好的记忆，连同那个光秃秃的紫阳山在内。”（《中国青年报》1980年4月1日）其实，《红楼梦》对茹志鹃的影响，绝不止于此。她在《百合花》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生活的温柔而细腻的情感态度，那种从容、优雅的叙事语调，那种对于美好事物的精微的感受能力和充满诗意的表现能力，都无疑是受了《红楼梦》影响的结果。虽然，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正像茹志鹃在一篇《后记》中所说的那样：“连《红楼梦》都带上了‘黄色’的帽子，我这一点点小不点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但是，茹志鹃还是利用女性特有的感受能力，凭着她的不俗的才华，从《红楼梦》里获得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从而最终将自己的《百合花》作品，光荣地归入了《红楼梦》的精神谱系。
从风格和技巧上看，《百合花》尽管通体弥散着浓浓的诗意，但是，它却清纯自然，不事雕琢，体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朴实与优雅。联想到它所产生的1958年，联想到那个时代喧闹、夸张、浮薄的风气，它所表现出的克制和平静，实在是难能可贵。
那么，从艺术上看，《百合花》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而是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聂华苓在评价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的时候说：“这篇小说所表达的是客观的‘真实’，而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主观的‘真实’。”（《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谈〈剪辑错了的故事〉》，《七十年代》1980年11月号）事实上，早在《百合花》中，茹志鹃就已经开始这样写了，而且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赞赏的叙事效果。茹志鹃是一个会用文字画像的人，一个会用文字传递声音的人，她对新媳妇的描写，就给人一种绘画才有的生动、逼真的印象：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在这里，所有的描写都是朴素、平实的，充满了如其所是的事实感，没有哪一个物象是抽象的、模糊的，没有哪一个对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的描写是似是而非的，而是，一切都宛然如在目前，我们就好像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站在近旁，听得见屋子里的“响动”，看得见通讯员“颇不服气”的样子，窥见了新媳妇内心的“尽咬着嘴唇笑”的秘密。
那么，《百合花》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
外在地看，《百合花》表现的主题，似乎就是表现单一而纯粹的“军民鱼水情”。这也是当时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几乎众口一词的说法。茅盾就曾说它“有声有色地而且有层次地写出了一个农家少妇对于解放军的真挚的骨肉般的热爱；而且，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为死者缝好衣服上的破洞——正表现了农民的淳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在他看来，“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通过那位可敬可爱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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