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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青春之歌》(1 / 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杨沫

首次出版: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1958年1月

在“十七年”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从发表之后,叫好的声音与批评的声浪一直交织在一起,在臧否不一的喧闹之中,作者几次修改作品,作品又改成同名电影。之后,无论小说与影片,都有争议相随相伴。这种情形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湖南湘阴县人,1914年8月生于北京。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鲜明、生动地刻画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后由自己改编为电影《青春之歌》。1978年之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以及《杨沫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不是日记的日记》等11部作品。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市文联主席。

杨沫从1951年开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酝酿与写作,1957年完成;当时的书名为《烧不尽的野火》,后改名为《青春之歌》。1955年写完上半部后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审稿时提出了较大的修改意见,认为书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作与出版空气有所宽松。杨沫又把书稿交给秦兆阳审看。秦兆阳看后认为稿很好,就又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1月正式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版。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之歌》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日本也在1960年日译版的基础上,参照原著新版再次改译出版。国内各报刊对于杨沫及其《青春之歌》的介绍与评论文章日见增多。之后,曾与杨沫恋爱同居,并被杨沫以余永泽的形象写入作品的张中行的复出,以及杨沫的儿子老鬼(马波)忠实披露杨沫其人其作的种种内情的传记作品《母亲杨沫》的出版,都曾在文坛内外引起一定的反响,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有关杨沫与《青春之歌》的话题。

《青春之歌》主要是写革命时代以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与奋斗:

林道静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亲生母亲出身贫苦,被她父亲林伯唐霸占成姨太太,后又被逼死。林道静中学毕业后,家里破产,父亲离家逃走,继母亲徐凤英逼她嫁给胡局长。她愤然逃出北京的家,来到北戴河投亲谋职,没想到她表哥夫妇已辞职离开了此地。为难之际,又被杨庄小学校长余敬唐欺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大海作为自己的归宿,就在她跳向大海的一刹那,北平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余永泽救了她。余永泽的言谈举止打动了林道静,使林道静暂时忘掉了一切危难和痛苦,同意余永泽的劝说,留在杨庄当小学教员,并且对教书生活和孩子们也渐渐发生兴趣。林道静在课堂上,向小学生们讲述“九一八”与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以及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孩子们的爱国情绪,但却遭到余敬唐的冷嘲热讽。林道静辞去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毅然跨上了去北平的火车。但在北京没有生活来源,寻找工作又到处碰壁。无奈之中,林道静和余永泽同居了。余永泽的温存和体贴,使林道静也感到幸福和满足。但她也渐渐发现了余永泽的自私和无情。后来她结识了卢嘉川、许宁、郑瑾等一批爱国学生。林道静开始如饥似渴地读革命书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尽管余永泽极力反对,林道静还是和北大学生一起上街,参加纪念“三一八”游行。后来戴愉叛变党组织,许宁、侯瑞等革命学生被捕。卢嘉川为躲避敌人追捕来到林道静的住处。当林道静替卢嘉川送信时,余永泽在家里见到了卢嘉川,他出于自私和嫉恨的心理赶出了卢嘉川,结果卢嘉川被捕。林道静终于明白不是一条政治道路上的“伴侣”是无法在一起的,终于选择了和余永泽分手。

卢嘉川、许宁等进步学生和人士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一些革命者被杀害了。林道静与所有进步朋友失去了联系,但想起卢嘉川对她说过的话,她又振奋起来。她把卢嘉川留下的一包宣传品拿出来,利用夜间到大小胡同张贴和散发。后因戴愉的出卖而遭被捕。在王晓燕的父亲和她的朋友帮助和掩护下,林道静逃出了北平,来到定县当上了小学教员。在这里,她遇到了地下党员江华,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革命道理。在江华的领导下,林道静积极参与了农民抢收麦子的行动。由于革命活动暴露,林道静回到北平后又被捕。在同志们的营救下,林道静被保释出狱。组织上根据林道静在狱中的表现,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化名路芳到北大做学生工作,组织爱国斗争。她动员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并积极参与为扩大“一二·九”成果而举行的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林道静与侯瑞及其他党员、积极分子们,分头负责组织,秘密动员了一批北大同学去参加游行示威。在游行队伍中,她首先看见了一度不问政治的李槐英,看见了王晓燕的父母,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士兵,都陆续涌到了游行队伍中来。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沸腾在古老的故都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继续不停地前进。

小说带有相当的写实性成分,甚至有一定的自传性因素。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林道静这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小说通过林道静这个人物的人生选择和成长经历,充分展现出她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自身弱点,最终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过程。林道静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参加革命的。对于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描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爱情的软弱、缠绵;一是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狂热和某些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这样的描写,既有一种直面真实的说服力,也指出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结为一,这才是真正的出路”的道理。这与现代文学中作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像“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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