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短篇小说
作者：宗璞
原发刊物：《人民文学》
发表时间：1957年第7期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当代叙事不得不左支右绌地面对这样两种力量的冲突，即作者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内部伦理”，与体现着意识形态要求的“外部规约”之间的摩荡。这一冲突是如此普遍和强烈，以至于我们要说，如果忽略了对这一冲突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就无法揭示当代小说创作的主要矛盾，就无法解释影响当代小说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无法说明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小说家束手无策，寸步难行。
小说的内部伦理是指小说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必须把人物当做绝对的中心，必须尊重人物自己的情感和人格，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和恨、思考和行动。事实上，光有尊重还不够，作家还应该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即使面对的是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和罪错的人物，也要写出他的尚未泯灭的人性之光，写出他的性格和气质，写出他的疼痛和哀伤。如果一个时代形成了严格而狭隘的“外部规约”体系，那么，小说的内部伦理就面临着被扭曲甚至撕裂的尴尬境遇，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也难逃被简单化甚至妖魔化处理的命运，就像黑格尔在谈到史诗时所说的那样：“在一个时代里如果出现了抽象的信仰，定得很完备的教条，固定的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则，那就离开史诗所要求的具体（一般与特殊尚未分裂）而家常亲切（摆脱了外来文化的束缚）的精神状态了。”（黑格尔：《美学》，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
就当代小说创作的“内部伦理”与“外部规约”的冲突来看，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无疑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写作这篇作品的时候，宗璞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她努力按照新时代所制定的“政治”原则和“文学”标准进行创作，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经典小说的熏陶，使她实在难以彻底放弃另外一种更人性、更合理的人性观和小说写作原则，很难一下子就规行矩步地如法炮制。
现在，回过头来看，宗璞的《红豆》，写得既缠绵悱恻，又很不舒展，仿佛无尽的情思，刚要宣吐出来，又咽了回去。它对人物的不舍之情写得很真实，但是，到后来，却按照狭隘的“斗争哲学”把一对恋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落入了“亲不亲，阶级分”的俗套。
在虚假、乏味的模式化叙事泛滥成灾的50年代，宗璞在《红豆》中所表现出的略显感伤的诗意美，令人耳目一新：
天气阴沉沉的，雪花成团地飞舞着。本来是荒凉的冬天的世界，铺满了洁白柔软的雪，仿佛显得丰富了，温暖了。江玫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在x大学的校园中一条弯曲的小道上走着。路旁的假山，还在老地方。紫藤萝架也还是若隐若现的躲在假山背后。还有那被同学戏称为阿木林的枫树林子，这时每株树上都积满了白雪，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雪花迎面扑来，江玫觉得又清爽又轻快。她想起六年以前，自己走着这条路，离开学校，走上革命的工作岗位时的情景，她那薄薄的嘴唇边，浮出一个微笑。脚下不觉愈走愈快，那以前住过四年的西楼，也愈走愈近了。
一开始，不是纵论天下大势，也不是交代“时代背景”，而是别开生面地描写雪景，这就显得不同凡响。在作者的笔下，地上的雪不仅“洁白柔软”，而且还让“冬天的世界”显得“丰富了，温暖了”。这样的描写不仅很好地表现出了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态度，而且，为整个小说确定了一个略显惋伤的抒情基调。
接下来的叙述和描写里，更是不乏越轨的笔致，甚至在无意识中突破了当时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外部规约：
……江玫站起身来，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却又像怕触到使人疼痛的伤口似的，伸出手又缩回手，怔了一会儿，后来才用力一揿耶稣的右手，那十字架好像一扇门一样打开了。墙上露出一个小洞。江玫踮起脚尖往里看，原来被冷风吹得绯红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她低声自语：“还在！”遂用两个手指，箝出了一个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丝绒盒子。江玫坐在床边，用发颤的手揭开了盒盖。盒中露出来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镶在一个银丝编成的指环上，没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泽十分匀净而且鲜亮。时间没有给它们留下一点痕迹——
江玫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欢乐和悲哀。她拿起这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上升起，泪水遮住了眼睛——
这里的物象描写，就更加出格甚至犯忌。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宗教基本上被当做愚弄人民的工具，被当做必须反对和批判的封建迷信。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大救星”取代了“救世主”，彼岸的“天国”被置换为现实的“幸福天堂”，当此时也，宗教及其所承诺的“黄金世界”，不仅显得虚妄而多余，而且，实在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在“新时代”的文学叙事中，像“十字架”和“耶稣”这样的宗教形象，已经不允许以赞美甚至中性的态度来描写了。然而，宗璞在写作《红豆》的时候，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禁忌”的存在。她将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宗教意象，与对昔日的爱情的追怀联系到了一起，这虽然符合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情感丰富的大学生的情感逻辑，有助于强化“红豆”所象征的“欢乐和悲哀”，进而赋予这些情感以庄严的色彩和苦难的性质，但却难避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封建宗教迷信的嫌疑。
然而，把“阶级敌人”写成鬼，或者写得不人不鬼，是新的叙事规约所要求的。与当时流行的叙事模式不同，宗璞在《红豆》里，一开始并没有把齐虹写成一个形容丑陋而灵魂丑恶的人，而是真实地写出了他的优雅：
在这寂静的道路上，一个青年人正急速地向练琴室走来。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也许是江玫身上活泼的气氛，脸上鲜亮的颜色搅乱了他，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江玫看见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江玫想，这人虽然抬起头来，但是一定并没有看见我。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使她觉得很遗憾。
根据作者的暗示，齐虹对外部的世界缺乏关注的热情，有利己主义的倾向，但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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