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匡汉
看到《六十年与六十部》这一书名，有些人可能作出“应景”一类的质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常常遭到“时评”的讥讽。然而，在实践的意义上，“文章合为时而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当代文学属于运动中的美学，是与时代发展、文学现实紧密联系的一门新兴学科。它需要以“入世”的姿态进入繁富又变动不居的研究对象，又需要以“跳出”的理路，比所考量的对象站得更高，规避那些亦步亦趋的“跟风”。
六十一甲子，苍黄一瞬间。新中国六十华诞，其走过文学道路，可谓风雨坎坷；其成就的作家作品，可谓繁星满天。仅以“时代第一文本”的长篇小说而言，“现代文学”三十年，大约共有2300余部，能垂之于史的不过二十多部；但到了“当代”，头十七年是300多部，“文革”十年是120余部，近三十年、尤其是“新世纪”八年来，每年出版都在千部以上，六十年合计总量超过一万部。如果说，“现代文学”生长出了一丛大树，那么，“当代文学”则是一片森林。这片森林，如今已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民族内在精神力度和强度的缩影之一，更是一个国家文化品格和向上力的重要形态之一。
当年刘勰论楚辞，有道是“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鸿裁固非易言，若可“猎”、“衔”与“拾”，也算是品鉴的高流。在“六十年与六十部”如此少量的限域内，我们仅就历史的考量、问题的发掘和对作家作品保持距离的评述，粗陈所会，聊备参采，不揣管蠡之微，试言海天之大了。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创造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足音，是由从旧中国跨入新中国的门槛，以及从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文学家们，共同探索并留下脚印的。
中国大陆从50年代起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动，为社会主义建设投放了第一批基石。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异邦人士并不知晓，但亲历中国社会变动的包括文学家在内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第一批基石是为血与火所染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时期牺牲了百万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将士伤亡达130余万……先烈们的浩气，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不朽，为幸存者揭示了生命的真谛，为后来人高扬起理想的旗帜，自然也激励着文学家们为国家的新生奉献热情和才智。面对一个新的时代，面对社会生活的剧变，面对基本被封锁的困难环境中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人民，新中国的文学艺术毫不迟疑地将徘徊在欧罗巴的幽灵，赋之以新的革命与建设的形象。
同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相比，共和国初期大陆文学之新就新在以宣扬革命热情和生活理想为主导旋律，其英雄叙事为以往所少有。经历了从旧到新的历史沧桑，咨嗟咏叹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纵目于河山风景之兴替，努力以镗嗒之声同时代精神相共鸣，成了中国内地作家普遍性的使命与寻索。在大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热潮中，一部当代中国大陆新的文学艺术史，以新的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画卷为两翼展开艺术想象，以书写新儿女英雄谱构建文学形象长廊，卓织雄文，气焰光彩。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坛控制比较严格而艺术相对单一的文学时期，仍有一批特殊的文本和叙事，因其承担文学的使命而获得的历史合理性和艺术价值，尽管逝水流年，毕竟成为新中国文学生活的一个刻度，一段文学成长过程中的生命档案。那些“风景”于今被人们镶入镜框装了起来，纸“泛黄”了，但依然会散发些许温暖。有价值的作品之于社会的作用，正是帮助人们完成记忆。
毋庸讳言，在推动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进程中，由于领导层有时对文化总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文学家的不信任感，而导致在指导文学工作时，往往轻视理论、蔑视知识和忽视艺术，把文学视作“阶级斗争工具”而绑上政治的战车，动辄发动“高潮”、“运动”，连续出现败笔。许多作家曾经踩着早春阳光大道舞步，有过热情奔放、轻盈流畅的欢快，却也有满怀真诚却被误解的困惑，有受凌辱受折磨的沉痛。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中，由于“斗争哲学”与“庸俗社会学”对文学的僵硬干涉，一批作家的艺术翅膀遭到了折损。为激进主义文化思潮所迷惑，胡风、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被判为“反革命”或“反党”，一批崭露头角而敢于直言的文学才俊，受到了不适当的政治处理。文学界一些人也迷惘起来，逐渐滋生并膨胀了“虔诚的狂热”和“盲目的自信”，示之以“立场坚定”、“政治方向明确”而对一切异已的或主流外“另类”文学的排他性，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时已至极点。可以说，在共和国的头三十年，相当多的作家们为指令、为时政所驱使，在非文学上面无谓地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心力，创作未能进入充分的、审美的自由状态，也就难以自觉地解决好艺术创造问题。以《雷雨》、《日出》而闻名的曹禺（1910-1996），晚年在回首前尘时不无愧疚地说：“历次运动中我都没有独立的思考，而是按一种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别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尤其是‘文革’，它的极深的毒素至今在我的脑子还在留存。有些是我意识到的，有些是我根本意识不到的。但它却在起着可恶的作用，甚至阻碍我的创造。这是非常痛苦而可怕的悲剧。”
这一悲剧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而终结。自1979年始，中国大陆作家方才真正翻开了“新时期文学”的一页。政治并非文学之累，但文学从“为政治服务”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念转折，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与艺术解放，回归文学、回归现实、回归艺术个性，成为涌动的文化思潮与文学展示。上下求索的无悔和宠辱不惊的澄净，使创作主体逐渐成为精神命运的拥有者，并从中穷尽新意识形态的艺术呈示。“想象的东方”被中国大陆作家作了令人为之歌哭和自豪的重新书写。作家们历经“火浴”而把焦灼与痛苦、奔突与追求融化于作品中，印证风雨夜归的人情世态，并通过汉语思维与艺术，折射古老的东方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动中重获生机的心路历程，其间流淌的酸甜苦辣和创造的欢欣，是一般外人都难以想象的。不少作品，或揭示了处于社会复杂关系中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荒谬”与残损，或反思了以往流行的价值取向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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