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十月十五日，大辰星旁出现孛星；东方天际也出现孛星。
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高堂隆上书说：“帝王无论迁移国都，或兴筑城池，都要恭恭敬敬，先选定祭祀天神地神，以及祭祀祖先的地方。而兴建宫殿时，也都要先兴建皇家祭庙，其次再兴建马厩、仓库，最后才兴建住宅。而今，圜丘（首都南郊圆形祭天神坛）、方泽（首都北郊方形祭地神坛）以及皇家大会堂（明堂）、社稷（“社”是土神，“稷”是农神），各种神位还没有安置。皇家祭庙也没有依照传统礼教，完善规划。而陛下却大肆兴筑宫殿，使人民不能从事他们正常生产（农夫一旦被征集为无价劳工，便无人耕田）。外边的人认为：‘皇宫美女们的费用，跟全国总预算几乎相等。’人民已无力负担，充满怨恨愤怒。《书经》说：‘上天聪明，事实上是人民聪明；上天威严，事实上是人民威严。’（《书经·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指出上天的赏罚，完全根据人民的心意，也就是顺应民心。用砍下来从不曾削刨过的原木做梁做椽，故意使宫殿简陋，正是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姒文命（大禹）所建立永垂千秋的美好风范。用美玉兴筑高台和装饰房舍，正是姒履癸（夏癸）、子受辛（商辛）所做出的冒犯皇天的恶行。而今，宫殿的过分兴建，使彗星明显地在天空照耀，这是仁慈的天父恳切的训诫，陛下当竭尽孝子恭谨接受的本分，不应该忽视它，刺激上天更增愤怒。”
高堂隆多次向皇帝直言劝谏，曹叡大不高兴。高级咨询官（侍中）卢毓进言说：“我曾经听说：领袖圣明，则干部正直。古代圣明君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正是我不如高堂隆的地方。”曹叡怒意才算化解。卢毓是卢植的儿子（卢植，参考一六八年六月）。
8、十二月二十四日，曹魏帝国最高监察长（司空）、颍阴侯（靖侯）陈群逝世。陈群前后很多次上书，对时政得失提出建议。每次都用“亲启密奏”（封事），而把原稿毁掉。当时的人，甚至他的子弟，都不知道。舆论遂认为他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三世纪四〇年代时，皇帝（三任帝曹芳）下令收集官员们所呈递的奏章，编辑成册，称《名臣奏议》，大家才发现陈群所提的建议，都叹息敬佩。
袁宏曰：
有人说：“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杨阜，岂不是真正忠臣？看到君王做错事，立刻就作强烈的批评。跟别人谈话时，也毫不隐瞒他所作的批评。”可是我却认为：“有仁心的人爱人，爱的人如果是君王，就叫做‘忠’，爱的人如果是父母，就叫做‘孝’。而今，当人的臣属，看到领袖有过失，就全力批评他的过失，而且传播他的过失。这种人，可以说是‘直臣’，却不能说是‘忠臣’。已亡故的最高监察长陈群却不如此，从早谈论到晚，没有一句话谈到领袖的错误，规劝的建议提出数十次，而外面的人却不知道，正人君子们一致肯定：陈群才是长者。”
柏杨曰：
袁宏的著作有《后汉记》《三国名臣颂》，是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看了他对杨阜和陈群的评价，那种凝望人主颜色的马屁精嘴脸，从纸上跳跃欲出。以杨阜的贡献，他用血肉和眼泪，光复国家的失土（参考二一三年八月），而竟然被指控不是忠臣，只因为他向别人透露他曾经指摘领袖的过失。摇尾系统的“忠”，在传统文化中，遂另有特别定义，那就是：一个部属必须包庇领袖的错误，只因领袖神圣得像他娘的屁股，绝不可摸；即令摸了，也绝不可说。忠是一种高尚道德，但在我国历朝历代，却必须如此这般用藏污纳垢的手段维护，必须以有实权的领袖的面子作为标准，这种高尚的道德，便完全变了质和走了样，堕落成官场的升官术、固官术或明哲保身哲学。袁宏之对杨阜贬斥，对陈群尊崇，根据的就是这项官场运转法则。
梁启超说过：“自己被奴性所束缚，而又打算煽动后人的奴性。”袁宏就是活生生的这种动物，使我们警惕。
9、十二月二十六日，曹魏帝曹叡前往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
10、曹魏帝曹叡下诏，命三公及部长级高级官员，每人推荐“才德兼备”的人才一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懿推荐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人王昶（音g〔厂〕）。
王昶为人谨慎忠厚，给侄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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