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伦斯基有好几次——虽然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决——试图引她商量她的处境问题，但每次她都像现在回答他的挑战那样，总是说得不着边际，使人不得要领。仿佛这里有着一种她不能或者不愿正视的东西；仿佛一谈到这事，她，真正的安娜，就隐藏起来，出现一个他所陌生的古怪女人。这个女人他不爱，他害怕，处处同他作对。不过，今天他决定把心里话统统告诉她。
“他知道不知道，”伏伦斯基用他素常坚定沉着的语气说，“他知道不知道，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能……你也不能这样过下去，特别是现在。”
“照您说，该怎么办呢？”她带着微微嘲弄的口吻问。她本来担心他会轻视她怀孕这件事，现在又唯恐他认为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了。
“把一切都告诉他，然后离开他。”
“很好。假定我这么办吧，”她说，“您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可以先讲给您听听。”于是她那双一分钟前还很温柔的眼睛闪出了凶恶的光芒。“‘哦，您爱上了别人，同他发生了罪恶的关系，是吗？（她竭力摹仿丈夫的腔调，像他一样把“罪恶的”三个字说得特别响。）我曾经警告您，要考虑宗教、民法和家庭各方面的后果。您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您败坏我的名誉……（和我儿子的名誉。）’”她原想这样说，但她不能拿儿子开玩笑……“‘败坏我的名誉’，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她补充说，“总之，他会打官腔，斩钉截铁地明确表示，他不能放过我，他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制止这件丑事。他会冷静地照他所说的办法认真去做。事情就是这样。他不是人，他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时简直是一架凶恶的机器。”她一面说，一面仔细想着卡列宁的外貌、说话的姿势和他的性格，把他身上能找到的缺点全部集中起来，并不因为自己对他犯了大罪而稍稍原谅他。
“不过，安娜，”伏伦斯基用恳切的温和语气说，竭力安慰她，“无论如何得告诉他，然后看他的办法再采取对策。”
“怎么，逃走吗？”
“为什么不能逃走呢？我觉得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您很痛苦。”
“哼，逃走！叫我做你的情妇吗？”她恶狠狠地说。
“安娜！”他略带谴责的口吻叫道。
“是啊，”她继续说，“做你的情妇，把一切都毁掉……”
她又想说：“把儿子……”但是她说不出口。
伏伦斯基无法理解，像安娜这样个性很强又很诚实的人，怎么能忍受这种自欺欺人的处境而不愿摆脱。他没有想到主要原因就是她说不出口的“儿子”这个词。当她想到儿子，想到他以后将怎样对待她这个抛弃父亲的母亲时，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害怕，简直无法认真思考，只能像一般女人那样用虚伪的判断和语言来安慰自己，好让一切都保持原状，并忘记儿子将会怎样对待她这个可怕的问题。
“我要求你，我恳求你，”她突然抓住他的手，用一种异样的诚恳而温柔的音调说，“以后再也不要同我谈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