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第二天五巨头再次举行会晤的时候，孙中山、黄兴态度都为之一变，避口不谈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之事，转而大力推荐赵秉钧。
昨晚回去之后，孙元起也和陈训恩、杨杰等人谈及袁世凯将内阁总理职位赠与同盟会的慷慨之举。作为旁观者，他们很快就得出一致结论：在同盟会忙于改组、国会大学即将到来的紧要关口，宋教仁是不可能出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早就料到这一点，所以才敢行此慷慨之举。
如果宋教仁不肯出来，那谁担任总理最合适呢？或者说，谁担任总理才最符合孙系势力和新中国党的利益要求？
杨永泰的意见是倾尽全党之力推举孙元起或汤寿潜等上位，然后利用华熙银行的财力兴办几件有影响的政绩工程，再经过中华广播、《政经日报》等媒体的精心包装和大肆宣传，保证可以让新中国党在年底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巨大收益。
陈训恩则完全不同意杨永泰的看法，在他看来，越是大选临近，全党上下越应该保持镇静，不能让人抓到攻讦的把柄。尤其不能当最具风险性的内阁总理，因为总理日理万机，自然做多错多；若是不做事呢，又会被人批评是昏庸无能。总之，做和不做都是错！既然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至于眼下的内阁总理职位，不妨就让给赵秉钧，反正北洋系没有自己的政党，再怎么出风头也不会在国会选举中抢走新中国党的选票。
杨杰的看法又与前两人不同。他认为之前的内阁格局最适合新中国党发挥作用，即态度中庸平正的唐少川主宰内阁，北洋系、新中国党、同盟会、无党派人士在内阁中四分天下。大家地位相等，互相制约，无论哪一派想要通过什么提案，都得先争取其他势力的赞成，新中国党无形中处于超然地位。而现在，无论是宋教仁还是赵秉钧出任总理，都会打破这种平衡，使得新中国党在内阁中的地位逐渐弱化。所以新中国党应该尽可能维持当前的格局，具体做法就是推举原外交总长陆徵祥出任总理。
陆徵祥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曾就读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办的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因为这些学校不仅免除一切学杂费用，每月还有一定的膏火银补助。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尤其精通俄语，毕业后便被选任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毕业就是公务员，而且还是驻外使领馆的，现在看来是一等一的好差事，但在当时却是不入正统士子法眼的工作，众人唯恐避之不及。陆徵祥不畏流言，认真学习外交业务，几年之后就因能力出色、表现优异升任参赞，随后担任中国驻荷公使、驻俄公使等。武昌起义后，陆徵祥曾联合一些驻外使臣，电请清帝逊位。
因为他有多年出任驻外公使的经历，熟悉西方外交事务，而且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良好，所以在南北和谈成功、唐绍仪组阁之时，袁世凯力邀他回国担任外交总长。就他这几个月在国内的工作情况来看，首先必须肯定他是一个外交干才，在外交机构改革、建设中华民国外交体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但他的缺点也同样明显，那就是性格懦弱、优柔寡断。
这样的人也能担任内阁总理？
孙元起表示强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