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维新运动最终以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而告终。都说中国传统社会里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是这次结局出乎寻常的悲壮惨烈。深精佛学，早已戡破生死，一身侠肝义胆的谭嗣同，能逃而不逃，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同样有此心却性情懦弱的梁启超先是拒绝了日本公使的帮助，但是在最后一刻还是避人日本使馆最后逃亡。正在离京途中的康有为得英国人的相助出亡海外，说是要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但是他的换门求告终是石沉大海。
中国政治出人意料地向后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有名无实地苟延残喘之外，全部付诸东流，连荣禄倡导的武科举改革，也复其举石放箭的旧规。西太后为了自己无可遏制的权欲，身不由己地“荣升”顽固派首领。一时间，完全不可靠的“人心”，成为她破帘而出的唯一依据。在从戊戌到庚子这段时间里，为了废掉光绪这个虽然懦弱却令她十分不快的“政敌”，她与西方各国以及洋务派督抚们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事实上，她所面临的情况与处境比之“坐井观天”的光绪还要尴尬。不管她愿意还是不愿意，打掉了改革派，政治的车轮就不由自主地向后转，自己堵死了向西方学习的路，那么应付西方的外部压力就只剩下向民间寻求助力这一条路。那些百无一用、满口胡柴的顽固派一天天地跋扈起来，朝中沾点“新”味的官员人人自危，连李鸿章也不得不寻求外放以避祸（顽固派的弹章并没有放过中立的李鸿章和看风使舵的张之洞）。到了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不少与洋务派有点瓜葛的官员都受到牵连，非死即逃。封建顽固派的排外主义，与下层民众积蓄已久的反帝排外浪潮不期而然地碰到了一起，民间乡里的巫术、神道、武功等文化因素都成为顽固派的抗外资源，顽固派拿国家民族命运当儿戏，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利用了下层民众的反侵略情绪，极其不理智地操纵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在把义和团推向侵略者的炮口之后，又转过来出卖刚刚还誉为“义民”的义和团，抢先在洋兵来到之前，剿杀那些“扶清灭洋”的朴质农民，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进人中国农村时，发现他们要追剿的“拳匪”的人头已经早就挂在村头树上了。
就这样，西太后犯了她执政四十余年中最大的错误，她不仅没有侥幸地把洋人赶出去，反而使中国背上了四亿两白银的重债，外国军队控制了京津一线，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主权政府的象征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就是她自己，庚子城破之日，仓皇出逃，风餐露宿，只能以高梁秸秆解饥疗渴，有清一朝帝后处境狼狈者，无过于此。
戊戌维新是中国的一个变法图强的机会，虽然在这个机会中还存在许许多多不利的因素，但中国人毕竟可以以此为契机，开始近代化的变革，把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化进程大大地推进一步，即使步子不能迈得大_点，也不至于倒退一大步。虽然很精明干练却缺乏政治远见的西太后也许并不很清楚，中国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倒退的，倒退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机会就是这样丧失了，虽然变法的操作者们犯了很多错误，西太后的倒向顽固派也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是，历史在这一时刻毕竟把她与顽固派同时钉在了耻辱柱上，变法的失败不管怎么说也是西太后与顽固派发动的政变所致。
经过戊戌的反动与庚子惨变之后，在外部的压力下，西太后终于再次拾起当年百日维新的余唾，开始了一轮新政。新政是清朝历史最大规模的一次制度变革，基本上是沿着当年康梁诸人设计的方案在运行。但是，时间虽然过了不到五年，变法的条件已经比当年恶劣到了不知凡几。
首先，经过这样一反一正的大折腾后，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极大地降低了。西太后在从西安“回銮”时，沿途搜刮可能不至于上海报纸上哄传的那样过分，但舆论界却对此大加嘲讽，革命派与保皇派还有大量既不革命也不保皇，仅仅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都对西太后以及北京政府没什么好感，他们讨厌西太后是由于戊戌的旧账和庚子愚昧排外“致祸”的新嫌，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由这位老太婆以及她的政府可以有能力来主持一场大规模的变法。
而一般老百姓对清政府的失望则是庚子年先是利用义和团（这是代表民众情绪很得人心的反侵略也盲目排外的武装团体），而后为了向列强乞和，又残酷镇压义和团，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间连个过渡都没有。政府的无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道德上丢尽了脸面。
孙中山曾说庚子之前后民众对革命派的态度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庚子之前，老百姓大都目之为乱臣贼子，而庚子之后却对他们的事业深表同情，他非常不恰当地将这种变化归功于他们影响不大的一次起义，其实，庚子之后革命党人的市场之所以扩大，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大失人心。一般老百姓已经开始相信，满清王朝气数已尽，各种末世之谣不胫而走，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已开始根本动摇。很明显，由一个民众根本不信任的政府主持的变法改革，其效用自然要大打折扣。
其次，新政所处的经济条件更加恶劣了。由于巨额（后来连西方各国的舆论都觉得过分）赔款的压力，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清末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关税和盐税收入，由于作为还款抵押，中国政府已无权支配。这样，清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苛捐杂税来解决财政困难。依赖已经相当腐朽的行政机器来筹款加捐，其中饱扰民，其腐败低效不问可知。偏巧有许多捐税的增加，是以新政的名义出台的，只能引导人们把怨恨归到新政头上。
财政的过分困难，自然会影响政府对各项改革的干预力度，尤其是经济改革，政府根本无力对某些必需的经济部门和产业进行财政补贴，反而是不适当的搜刮。
更重要的是，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本来就陷入贫困化境地的中国，就愈发在贫困化的陷阱里不能自拔，市场极度地萎缩，人民购买力降低到了不能再降的地步，这样，使得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一出世就面临着严重的“市场瓶颈”的束缚，举步维艰。而主权丧失几尽的政府又根本没有能力修改极不合理的关税条例，无法保护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再加上政府的腐败与低效，遂使种种看似不错的经济政策翻成画饼。
这种种变法难以逾越的障碍与极其恶劣的客观环境，基本上可以说均为西太后的戊戌反动所赐。也许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戊戌政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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